Will Smith

　　(作者：黃 千 卞卓周)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提出，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
　　為此，記者專訪外研社社長蔡劍峰，聽他講述出版物市場如何做到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
　　記者：文藝座談會給文藝界註入春風活力，對於出版界來說意味著什麼？
　　蔡劍峰：對於出版界而言，文藝工作座談會同樣給我們帶來了春風活力。最新的國民閱讀調查顯示，平均中國成年國民閱讀量僅為4.77本。我們註意到，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總書記提及了自己青少年時期的閱讀書單，在網上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尤其是青年人的共鳴。閱讀需要引導，通過一點一滴的推動和努力，政府、社會、出版界一齊發力，“閱讀社會”才能不只是個美好的願景。
　　同時，文藝工作座談會還為出版界的發展指明瞭方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對優秀文藝作品的充分討論和交流，有利於正本清源，讓更多優秀的出版作品出現，使得更多“貼近讀者”“貼近實際”“貼近生活”的作品被創作。
　　記者：“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您對這句話如何理解？
　　蔡劍峰：“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這是對所有文藝工作者的鞭策，也是對出版物市場的鞭策與要求。現在每年我國出版新書24萬冊左右，還不包括報紙、期刊和互聯網，應當承認，其中不乏為了追求市場效益的模仿抄襲跟風之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導向與目標出了問題，以經濟利益為第一訴求。
　　出版界一直有一種提法，要做“大社”“名社”。我想，“大社”“名社”要有新的定義，即不應講體量，而要講胸懷，要講有容乃大的吸納力。不應講虛名，而要講風範，講德高望重的傳播力。作為文化企業，出版社服務於人的培養和發展，就要端正自身的發展觀，只有這樣才能回歸服務社會的本質，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豐收。
　　一本好書的出版是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的，以外研社為例，全新版《莎士比亞全集》、最大規模《英漢大辭典》等圖書，都是諸多作者、譯者和編輯為之打磨數年的嘔心瀝血之作，我們圍繞“中國與世界”的主題，整理出版集梁思成、費孝通等大家作品的“博雅雙語名家名作系列”，也是長期耕耘的厚積薄發之舉。這些作品未必能夠引起市場熱賣，但其學術和文化價值有目共睹。
　　記者：您認為當前出版物市場是否面臨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的掙扎與矛盾？
　　蔡劍峰：當前出版物市場確實存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巨大矛盾。一方面是受到“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習慣影響，許多需要耐心品讀的精品圖書的經濟收益未必理想，反倒是一些短暫滿足人的感官娛樂的圖書，容易獲得豐厚的回報。另一方面，“模仿抄襲、千篇一律”仍是當前出版市場的大問題，盜版、侵權等現象層出不窮。
　　出版社作為企業，逃不開經濟利益的考量，出發點是“賣”書。但出版物承載著傳承文明的理想，希望更多的人來“讀”書。“賣”和“讀”之間，差的是一個“言”字。這個“言”字，就是對於語言文化的追求，就是我們正在打磨並傳播著的精神內容，也是出版者面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矛盾時應有的態度。
　　記者：如何實現總書記所說的“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
　　蔡劍峰：首先要堅持做“最好的出版”，推動全民閱讀進程。一個時代的文藝水平，是由“高峰”作品、“正能量、傳得開、留得下”的作品所代表的。出版社唯有出好書，做經得起時代檢驗的書，才能實現兩個效益的統一。作為出版企業，外研社在閱讀推廣的領域始終努力。除了純粹的出版，我們更希望打造一種“有溫度的閱讀”體驗。同時，要“跳出出版做出版”，要把未來的出版置身於更加廣闊的文化產業中定位，拉動創造力，提升市場化觀念和資源整合理念，從生產一本書，到提出一個創意，繼而營造一種文化。要追求長久的效益，而不是短期的利益。
(原文標題：出版物不能唯市場馬首是瞻——訪外研社社長蔡劍峰)
（編輯：SN009）